扎克伯格到底想要什么

父母眼中的扎克伯格

他们俩都在：黑色长裤、朴素的鞋，花纹夸张的衬衫像是为排汗设计的。没有名表，没有亮眼的首饰。眼神笔直，不躲闪，连玻璃桌上公司准备的矿泉水和蔬菜条都没碰一下。他好逗趣，她腼腆。开口却是出乎意料的、毫不修饰的纽约口音。

卡伦说，四个孩子在她眼里都了不起。埃德说，马克不是家里最出挑的孩子，要说"书呆子"，那应该是中间的女儿唐娜。埃德的牙科诊所开在自家底层，他自称"无痛Z医生"。1996年一个晚上，埃德跟全家分享新科技：他在每个诊室装了六盏不同颜色的灯，用灯光组合传递信息——下一位病人要补右边的臼齿、下午两点的取消了，诸如此类。儿子问：为什么要把墙都钻穿去布线？每个房间不都有电脑吗？我几周就能写个程序连起来。两天后他用Atari BASIC写完了，能用，还能让全家隔着房间互发消息。他们叫它ZuckNet——比AOL即时通讯早了一年。

12岁那年，他写的一款罗马帝国题材的电脑游戏被病毒毁了，没备份。他大哭——卡伦的孩子啊，哭得多伤心——然后擦干眼泪宣布：我要从头重写一遍，还要把它做得更好、更快，这次我绝对不会再忘记备份。游戏的玩法是逐个领土征服世界。也许那就是个征兆。

"他不是多面手，"埃德说，"语言很烂。法语发音一塌糊涂，姐妹们都笑他。"后来他选了拉丁语，迷上了维吉尔。快十年后，他还能背出《埃涅阿斯纪》里朱庇特神谕的拉丁文："我给他们的疆域与时间都不设界限，我赐予他们无垠的帝国。"在哈佛，他做的最早的一批网站里有个艺术史课的学习工具，叫"奥古斯都的罗马"。脸书早期应对谷歌威胁的危机会议上，他会用"Carthago delenda est"（迦太基必须毁灭）结束演讲。周五全员大会的结尾，他会高喊"Domination（统治）！"，脸书早期的总裁肖恩·帕克警告过他，这种话将来会被反垄断官司引用，帕克后来也说在他身上看到了"这种帝国倾向"。公司前二十年，他标志性的短发就是罗马式刘海。

近几年他公开谈起奥古斯都建立"两百年世界和平"之前用的"非常严厉的手段"："那不是免费的。"他说，"他得做一些事。"2024年公司年会上，他穿了一件印着"AUT ZUCK AUT NIHIL"的T恤——化用切萨雷·博尔贾的名言"Aut Caesar aut nihil"（要么凯撒，要么虚无）。普莉希拉·陈开玩笑说，罗马蜜月时他满城追着奥古斯都的遗址和雕像跑，皇帝成了他们之间的电灯泡。三个孩子的名字是Maxima、August和Aurelia。

采访快结束时，我问卡伦：有一个儿子，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42岁就注定要在未来几个世纪的史书里占有一席——做他的母亲是什么感觉？她沉默了很久。"他做的一些事，写过他的一些东西，完全不是真的，"她说，"有时候真希望那些下笔编造的人想一想，被这样写的人是个真实的人。""太残酷了，"她松了口气，"如果你的孩子被这样审视，你是什么感受？"我说，无法想象。

"我一直跟他说，只做让你快乐的事，事情本身得给你带来喜悦，"她最后说，"只要他觉得自己在给世界带来善意、让人们的生活向好的方向走……工具被人拿去做了坏事，不能就说制造工具的人是坏人，对吧？"

独裁者困境

扎克伯格被举在半空中。他没在漂浮，也没在下沉，更没在上升。他像奖杯一样被举了起来。

湖外一片宁静，草地间立着防熊防鹅的陶瓷郊狼诱饵。扎克伯格住所里的一切——植物、门、书架、灯光——都大得不真实，像电影布景。穿过他避暑宫殿般的巨大草坪，走进其中一栋小建筑，看到他被这样举着，多少有点恍惚：人类历史上最大非领土帝国的君主，被迫举向空中。

149磅的NCAA一级摔跤冠军阿登·瓦伦西亚深吸一口气，把扎克伯格摔回地面——摔回地板。房间里还有扎克伯格的综合格斗教练戴夫·卡马里洛、前UFC雏量级冠军梅拉布·德瓦利什维利，以及卡马里洛教练组的几个人和斯坦福摔跤队的队员。他们挤在扎克伯格塔霍湖寓所闷热狭小的格斗馆里，练单腿抱摔的切入。

23年来，统治他进过的每一个房间的唯一事实就是：他是马克·扎克伯格。在Meta是这样，在国会听证和法庭上是这样，在泰勒·斯威夫特的演唱会、米兰时装周的Prada秀场、朋友的晚宴、女儿同学的生日会上都是这样。甚至在他会见各国元首时也是这样——那些元首心里想必清楚，他们曾试图挤压、威胁、责难他，从选举结果到种族清洗，样样怪到他头上，可他们终将卸任、终将死去，而扎克伯格——凭着对Meta投票权的绝对控制，他实际上不可能被罢免——五十年后可能仍是这个帝国的统治者。今天，这个帝国有36亿用户，市值1.6万亿美元，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平均每个美国总统任期估值就添一个零。

这不是一个人类该处的位置，更何况是从19岁开始。三百万年的进化史，没有给处在这种位置的人准备好通向他人和现实的钥匙。但扎克伯格的处境虽然统计学上反常，困境本身却古老。当代学者用来描述它的词有"认知隔离"、"委托代理问题"、"层级缄默效应"，一堆能铺出终身教职的术语。最干净的一个叫"独裁者困境"——它不只适用于独裁政体。

道理简单直观：一个人权力越大、帝国越扩张，就越依赖别人提供信息——从宫廷内幕到帝国边陲，无所不包。但出于恐惧、敬畏或自保，那些人越来越不愿意告诉他他不想听的话。于是他离现实越来越远，尽管他的决定后果越来越大，尽管自欺的门槛越来越低。

1941年春天，斯大林嘲笑德军即将入侵的情报之后，再没有军官敢进谏。大跃进三年，大饥荒被层层上报为连年丰收。肯尼迪顾问在猪湾事件决策中的自我审查，让"群体思维"一词流行开来。伊朗国王的宫廷把革命将至的迹象挡在外面，直到为时已晚。亨利·福特无视T型车正在死去的警告，直到市场被通用汽车主导。2007年，诺基亚的中层害怕暴躁的上司，淡化了iPhone的出现。

伟大政治家的名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份痴迷于独裁者困境的人物名单。林肯把自己安在战争部的电报室里，读刚从电线上下来的原始战报，赶在下属过滤之前。丘吉尔留着直率好斗的艾伦·布鲁克做最高军事顾问，还建了个私人统计办公室，专职交叉核查每个部门的报告。肯尼迪吃过猪湾的亏，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干脆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免得自己的光环影响辩论。巴菲特叫查理·芒格自己的"讨厌鬼否决人"，因为芒格否决他想法的频率之高，而巴菲特对此心怀感激。

独裁者困境在奥古斯都时代就已经是经久不衰的研究对象，他的教育可能就包括关心此事的希腊文本，比如色诺芬的《希耶罗》、伊索克拉底的《致尼科克勒斯》、菲洛德穆斯的《论直言》。称帝后，头脑清醒的奥古斯都随机召见元老发言以杜绝事先串供，定期轮换顾问团，容忍针对自己的诽谤和笑话。他做了三次罗马公民人口普查，自己记着帝国军团和国库的账，还建了罗马第一套驿马快信系统——和林肯一样，先直接盘问一手信源，不让任何人有机会污染它。他在位40年，寿终正寝。

据我为这篇报道采访的三十多个人几乎一致的说法，扎克伯格对这个困境高度警觉，或者说，多疑。他是出了名的微观管理者，也是贪婪的数据消费者。深知任何首脑的内圈最有动力扮演朝臣，他经常越级找下属的下属谈话，找下属的下属的下属也谈。他以邀请外部专家和评论人来跟他辩论自己的决策著称（虽然据说他从不让步）。他经常在公开场合替别人的错误揽责，部分原因可能是他接受了Meta的现实——大家也都接受：他就是公司，公司就是他。无论如何，他还要面对奥古斯都从未面对过的反馈：股价、诉讼、"吹哨人"回忆录，以及互联网上自由流动的全球嘲讽。

但一定程度的滑脱大概不可避免。"让马克开心"（M.M.H.）一度是某个内部项目的代号——下属觉得它快完蛋了，却不得不硬撑，还互相鼓励"爱上它"。2016年，脸书安全团队警告有外国水军农场的实例，据说被扎克伯格的副手们抹掉了。工程师和产品经理提议用算法给脸书上的垃圾内容降权、却被上级毙掉的故事数不胜数，上级们多半准确地预判：扎克伯格不会为了内容质量牺牲帝国的扩张。还有些故事说，副手们下棋会故意让他赢——虽有争议。

这些都不独扎克伯格。伟大的政治家们身边，也都是些最终仍被恐惧或敬畏、被奖赏预期或地盘自保、被"只有一个人清算不了"的清醒认知所支配的人。奥古斯都本人就被塞内加谴责过：皇帝哀叹如果阿格里帕和梅塞纳斯这两位早期重臣没死，他的晚年就不会丑闻缠身，塞内加写道："我们没有理由相信，阿格里帕或梅塞纳斯生前有对他说真话的习惯。事实上，他们若活着，也会和其他人一样善于伪装。国王们有个习惯：用赞美死去的人来羞辱活着的仆人，把说真话的美德归于那些再无风险让他们听到真话的人。"

但在扎克伯格身上，不难想象一个更 mundane 的原因，解释他何以尽管百般努力仍陷进这个困境——这反过来也能解释，格斗这件事为什么在他生活中越来越核心。

他内圈的很多人跟了他超过15年，从2012年脸书IPO之前就在。有的人2006年就在——那年脸书管理层几乎集体辞职，因为22岁的扎克伯格拒绝了他们接受雅虎10亿美元收购的恳求，从此奠定了公司文化的一条核心信条：面对反对，扎克伯格是对的。另一些人早就接受了一个事实：他们做不到他做的事，尽管他犯过无数错误，他是独一无二的。还有很多人过着做梦都不敢想的生活，而这一切——全部——都亏了他。他们可能只是太感激了，历来处在他这个位置的人都担心过这一点：感激到不忍太频繁、太激烈地扮演那个把他从位置孤独中拽出来的人，不忍让他和现实的关系滑脱哪怕一瞬——哪怕他永远在寻找逃出困境的办法，哪怕这意味着他要挨拳头。

铃响，拳手们重新配对，这次扎克伯格对上了德瓦利什维利。这个鼻梁多次骨折、早已不知指向何方的格鲁吉亚人当然在收着打，但还是有几下打得扎克伯格龇牙咧嘴。铃响前，他一记右手摆拳砸在扎克伯格下巴上。扎克伯格点点头，甩了甩汗湿的头发。下一回合开始，扎克伯格追着德瓦利什维利打，一套快得出奇的组合拳落在对方身上，然后停下来，几乎是温柔地问：你没事吧？

"啊——！！"德瓦利什维利咬着牙套咧嘴大笑，拳套一拍。回合结束前，他一脚踢在扎克伯格胸口，看着力道不小，只把扎克伯格踢得后退半步。

"你那一脚怎么做到的，感觉脚趾还往我胸口里钻？"回合后扎克伯格问。德瓦利什维利示意他摆好格斗架势，准备示范。他照做了，可德瓦利什维利一示范，那一脚结结实实踢在同一个位置，疼得他岔了气。扎克伯格强笑着摆手让人别过来，坐下来前后摇晃。

"没事吧？抱歉抱歉，"德瓦利什维利说。

"你刚才没准备好，"卡马里洛说，"半吊子状态。"

"哇，"扎克伯格抬头看着健身房的天窗，呼吸短促，"我的天。"

"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有个空洞，幸运的人找到东西填上，让自己更优、更像个人，"后来在帕洛阿托喝咖啡时卡马里洛跟我说，我当时驻扎在那儿准备采访扎克伯格，"马克用格斗填上了。我觉得他确实喜欢危险的成分。左走错了就该右走，脸上就得挨一拳。"

"但我觉得他跟我们在一起还有另一种感觉。你知道，他觉得自己就是兄弟们中的一员。"

纽瓦克降落

"我们开始下降进入纽瓦克，"机长的声音把我惊醒。还有30分钟落地。我收拾东西。这种时候我偶尔会想，要不要在手机上重新下载脸书。记不清上次用它是不是十多年前了，也记不清有没有删过账号。

这冲动不过是想缓解对过去的思念，或者重温脸书刚出来时那种强烈的渴望——没在那时上过大学的人没法理解，"窥视癖""暴露癖"这类当时的词都没能说准它为什么火。比如我还能清楚地想起2008年我暗恋的女孩在脸书上的照片，跟想起世界名画一样清楚：一张她穿淡粉色舞会裙站在屋顶上，是认识我前一年拍的；一张她穿着我的渔夫毛衣站在菲佛海滩的钥匙孔拱门下，是我拍的；一张她穿黑裙子，在我们分手那个周末的派对上跳舞。这些如今对我毫无意义的图像，还刻在眼皮底下。我想，如果再看到，会是什么感觉。大概什么都没有。我想它们大概也不在了。大概吧。

剩下的航程，我翻着Instagram上孩子的照片，斜眼看他们号称对太空的"热爱"。然后读了一封邮件，里面是扎克伯格一周前发给Meta约七万员工的内部信——我当时正在门洛帕克采访他父母。他试图在裁员和岗位调整后提振士气。

几小时内，内部信就被泄露了。《连线》用的标题是"'告诉他他就是个混蛋'：Meta的新AI部门一团糟"，还引用了一个语义混乱的员工，把公司的应用AI部门形容成"字面意义上的古拉格"。这正赶上公司又一轮永恒的批斗。

这一轮年初就开始了：两个陪审团裁定Meta的应用明知或过失伤害了年轻用户。还有几千起相关未决案件，其中一起四个州索赔的金额可能相当于公司整个市值，指控其让青少年上瘾、损害心理健康。（8月，Meta与51个司法辖区达成最高171亿美元的和解，不承认过错。）接着是安全事故：黑客骗过Meta的AI客服机器人，拿到了高知名度Instagram账号的控制权。再接着，Meta暂停了用记录员工击键来训练AI的项目——因为它泄露了，把员工的私人对话和个人数据在内部曝光。飞机落地时，扎克伯格又在被媒体围剿：又有泄密说他悄悄下令做了个预测市场应用的原型（先用游戏币），好让"精神受损"的用户们再染上赌博。

这人真是独一份，我在进曼哈顿的车上想，无可否认。还有谁能把调去做数据标注的员工整出"字面意义上的"集中营？还有谁能在Polymarket用Rick Rubin和美丽的塞内加尔模特拍了支无聊的企业世界杯广告的同一周，亲自化身网络赌博之恶？还有谁能把一个明显就不该上网的物种，亲手把它的精神平衡炸掉？太了不起了。他是Princeps（元首）。他是The One。

不管怎样，这是"Hey Meta：AI眼镜发布会"很不合时宜的背景。这是个仅限邀请的发布活动，在哈德逊河边的Terminal Warehouse——以前的Tunnel夜总会旧址。听说会有很多模特和网红。有对扎克伯格的采访，有"知名当代艺术家策划的沉浸式产品体验"。Peggy Gou打碟，凯莉·詹娜亮相，发布她的Meta AI太阳镜联名款。

帝国没有领土

发布会前一小时，我躺在酒店舒服的床上，听着奥运录音室版的"Bold as Love"，狼吞虎咽吃掉免费的香蕉和腰果，在肚皮上打鼓。窗外，Terminal Warehouse门口开始飘起细雨，排队的人里有几个穿得像去肯塔基德比。会场里，我挤过一排五个穿黑衣的高个男人，他们端着银盘装瓶装水。在采访间，三列椅子每列三排，我坐在最后一排中间。

几个月前我还对洛杉矶老家那家Meta Lab旗舰店视而不见：顾客可以在里面试戴各种AI眼镜和VR头显，在土味艺术装置前自拍，在店内咖啡馆冲着不听话的狗大喊。看着都像扎克伯格又一个没方向的"项目式"心血来潮——做手机、发加密货币、建元宇宙。但我最近得知，眼镜也许没那么轻浮，这才接受邀请来听他讲。

有个老生常谈：在自己的帝国宫廷里，扎克伯格是主权者——股东和董事会都管不了他——但他手里其实没有帝国的领土。只有过一次，脸书还是开放网络上的桌面网站时。智能手机一来，他丢了地盘，再没拿回来。2012年IPO前后差点错过向移动应用的切换——手忙脚乱地围绕平台转向重建脸书和广告业务，那次他没预见、起初也没看懂——创伤至今未愈。脸书应用最终征服移动端，某种程度上成就了苹果的App Store；反过来，App Store也成就了脸书。而扎克伯格不喜欢"被成就"。

和所有移动应用一样，苹果对Meta每个应用内的数字商品抽成；商家在Instagram上"推广"帖子，苹果要收核心广告产品的税；Meta应用的每次更新都要过苹果的应用审核，出了名的任意武断；苹果不给别家硬件它自家产品（比如AirPods）享有的无线特权。2021年，本·汤普森称之为"科技史上最严重的反垄断违法之一"：苹果的App Tracking Transparency（ATT）功能——包装成替用户保护隐私、对标扎克伯格——摧毁了所有依赖跨应用数据的移动广告公司的追踪机器，唯独除了它自己，第一年就让Meta损失约100亿美元。（谷歌在安卓上握着同样的权力，但因为自己也做广告，用得比苹果克制。）

此后扎克伯格的很多冒险，在外人看来莫名其妙，在看热闹的人眼里则是他作为技术人"跳鲨"的证据。他自己说这是Meta的DNA：不是社交媒体服务，而是一家全栈深科技公司。但这些冒险也可以理解为从苹果和竞争对手手里越狱的尝试——夺回并守住领土的决心。

过去15年，他试过做脸书手机，试过用Facebook Home替换安卓桌面，推过Internet.org和Free Basics——通过运营商合作把脸书送进印度等苹果几乎不存在的市场，试过做Libra（后改名Diem）加密货币来做支付，收购Oculus VR指望VR头显像智能手机取代PC一样取代智能手机。每一条，都是他从竞争对手的监狱里挖的地道，通向不同程度的坍塌。

"接下来十年十五年，我就想确保我们能造出未来社交体验所依赖的基础技术，"2024年他在一场大会上对黄仁勋解释自己投基础AI模型时说，"太多我想造的东西，最后都被平台方告知：'不行，你造不了。'某种程度上我就想，'去他的。'"

话虽如此。在枷锁之中，他30岁前就用社交媒体把几十亿人实时连成网——物种级的目标达成了。32岁建成了史上最不可阻挡的娱乐和广告生意。42岁，他的产品被每2.3个活人里就有一个使用，超过1965年全人类的总数。年营收远超2000亿美元，今年Meta的资本开支将超过地球上除美、中、俄之外所有国家的军费。脸书、Instagram、WhatsApp，每一个的月活都超过全世界基督徒的人数。可怜这从监狱里统治的帝国——史上最大，却握在一个被束缚的人手里。

没关系。他就是这样，停不下来。他不像同代的其他人，到了某个时候退位、卖掉、被推翻，或者派个摄政王去挡枪，自己退入各种亿万富翁来世。他不是葡萄牙式帝国：赢下半个世界就回家，绅士地搞搞慈善和物理，建个别墅，再睡女仆。

他不是。两百年的和平不会免费到来，你得做一些事。起床，打人，花钱请人打你。然后是另一张传票，另一场官司。那个因为你才当选的总统来电话了。出庭作证。国会听证。那个当选不是因为你的总统要求你审查反对派，否则加税、调查。产品评审到凌晨三点。脸书在第三世界制造种族灭绝。Instagram要为青少年自杀负责。又一个拿了书约的吹哨人。又一部艾伦·索金的电影。AI落后了。没人尊重社交媒体和数字广告。这不是火箭飞船，不是脑机芯片，不是酷炫的车。太阳照不到的地图还太多，而地图就是监狱。出庭。赔钱。和解。造"个人超级智能"。塞进应用。塞进眼镜。

这是我的印象。他走上Terminal Warehouse的舞台，戴着一副光学Meta AI眼镜，以标志性的挺拔姿势坐在椅子边上。对话展开，我注意到他大概已经克服了那种出神的沉默和紧张冒汗，尽管还保留着别的怪癖：比如面对提问者时，头常常偏转10度，像有人在后面拽他衣领，他想分神应付又不挪开视线。

在主持人引导下，扎克伯格谈眼镜。他认为这是对2014年押注的正名——那年他花20亿美元收购Oculus，开始做虚拟和增强现实，这个部门让他2021年把公司从脸书改名为Meta，至今烧了约900亿美元。元宇宙本身是条塌了的地道，但他坚信眼镜是回报之一。眼镜是AI的"理想形态"：能"看到你所见、听到你所听、全天跟你说话"，还能把信息叠加在世界上、从环境上下文发起"智能体实时会话"。比如他最近戴着眼镜跟女儿烤东西，眼镜没被问就告诉他食谱搞砸了。

标准款的镜框前有摄像头，镜腿里各有扬声器，声音在耳道上方、前方以高音量传入，外界几乎听不见。每条镜腿两个麦克风，鼻托附近还有一个，离嘴最近，拾音清晰到他说可以在摩托艇上开电话会。升级版Display款右镜片里嵌了块小屏幕，像玻璃里的小投影仪，只把光弯进一只眼睛，用户可以瞥一眼看短信、导航或实时翻译字幕。镜框里微型光机和几何光波导通过蓝牙连口袋里的手机，Meta AI应用再把智能中继过来。

45分钟的采访里，扎克伯格把"赋能"个人说了六遍，看得出他真信——AI眼镜真能给人超人的视觉、听觉、记忆和认知——似乎没料到、也许也不在乎，它们很快就会在怀疑者嘴里变成"变态眼镜"，和脸书、Instagram一样，被用来赋能个人去随机骚扰他人。采访在"品味""直觉""超级智能""失业"等热词问题中继续，但他把此行要传教的核心讲清楚了。

"你看有个长期趋势，"他解释，"计算越来越自然、越来越融入生活。眼镜让你能跟技术互动，同时跟身边的人保持在场，我觉得这点特别根本，显然手机做不到。你跟手机互动，就是跟一块小矩形互动，它把你从周围世界拽走。但你希望技术能真正跟周围世界融为一体。"

逻辑漂亮，带着点促狭。你这辈子空对着发呆祈祷的那块发光矩形？也许让你和孩子焦虑抑郁的正是它，他似乎在暗示。也许它就是你们不再做爱、睡不好、看不完一部电影、读不完一本书的原因。你的监狱不是我的应用，是你的手机——它也是我的监狱。是时候一起学着离了它生活了。它哪儿也不去，就待在你口袋里，或者放家里，把它造成的伤害留在身后。它的一切好处，会住进你的EssilorLuxottica眼镜里——不像手持的LED海洛因矩形，眼镜又美又酷，像凯莉·詹娜。何况他说，眼镜"首先是副好眼镜，技术是次要的，时尚和佩戴才是第一位的"。"全世界有近20亿人戴光学眼镜，"他补充，"戴太阳镜的更多。"

采访收尾，主持人照例问：身为世界第六富的人，为什么不停？"普莉希拉经常问我这个，尤其日子难的时候，"他说，但他天生就停不下来。为了说明，他不无突兀地岔开去讲牛的遗传学——他在夏威夷的牧场养牛，种澳洲坚果树、给牛烤坚果增加热量密度、酿啤酒开胃，都是为了牛肉品质。"我永远不会停，"他绕回问题，"我会痴迷。"

第二天，一直带着我的公关问我，采访结束后我去了哪儿——扎克伯格后来又冒出来，跟凯莉·詹娜和提莫西·查拉梅在一起，还发表了些按物理定律我不可能错过的演讲，可我毫无印象。我说我大概在"樱桃银河厅"里迷了路，问我的免费AI眼镜解释"知名当代艺术家策划的沉浸式产品体验"，还让它给我想跟《纽约时报》首席时装评论家凡妮莎·弗里德曼搭讪的开场白——我再没见过她。

回到门洛帕克，扎克伯格的痴迷在一间会议室里再次展出，我看了些AI产品和其他在研的东西。包括Display款眼镜，我用它发了条WhatsApp消息、点了杯星巴克，同时可穿戴部门的一位女士双膝跪地用日语跟我说话，眼镜用实时字幕翻译出来。还有Muse（当时代号Hatch），一个个人AI智能体，能连你的应用、邮箱、摄像头和其他设备，在你睡觉或忙的时候替你办事：填表、解决日历冲突、提醒儿子倒垃圾、给配偶买周年礼物。还有些东西不让写，但看着相当厉害、相当酷。我试着想象扎克伯格从信封或硬币口袋里掏出它们、在台上引发倒吸凉气和雷鸣掌声的样子。

不管这些产品结局如何，都不太好想象。一部分原因是，他不像乔布斯，没有那种魔法。另一部分，按他那些响亮而不依不饶的批评者们的说法，是他已经20年没真正发明过好产品了。在他们的叙事里，脸书之后的东西要么扑街，要么就是抄的买的。再没有iPhone式的灵光一现，没有从天上用巨型金属筷子夹回火箭的现代艺术杰作。扎克伯格没有那种flair——乔布斯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每隔几年，尽管他的帝国缓慢而顽强地生存、扩张，扎克伯格总被宣告死亡。

2012年IPO后的移动危机：脸书被宣判为估值过高的网站，用户跑去了它变现不了的平台，扎克伯格被认为"连帽衫都撑不起来"，太嫩，管不了一家上市公司。2013到2017年，青少年成批逃向Tumblr再逃向Snapchat，脸书要死了，"下一个MySpace"；Snapchat拒绝30亿美元收购后，扎克伯格被嘲笑恐慌性高价买下Instagram和WhatsApp。2017到2020年的政治危机：脸书"搞坏了民主"，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起诉它非法维持垄断，公司遭遇当时史上最大单日跌幅——1200亿美元。再就是最近这段，2022到2025：用户奔向算法更强的TikTok，苹果ATT威胁抹掉Meta的移动广告生意，扎克伯格在元宇宙上烧了几百亿，还承诺在AI上烧得更多。

但每一段过去之后，扎克伯格不知怎地不仅活下来了，还出来时地盘更大。2013年底，他建成了世界最赚钱的两个移动广告生意之一。2017年底，他用Instagram Stories抄了Snapchat的杀手功能，把它干趴。2020年底，脸书之死被证明是幻想：政治丑闻的每个季度日活都在涨，广告主没走，还交了50亿美元FTC隐私和解金。2025年底，他用Reels克隆扛住TikTok，用大AI模型重建广告定向绕过苹果ATT，打赢了FTC的分拆官司（对方已上诉），靠大裁员省下现金。Meta市值冲到近2万亿美元的历史纪录时，他顶着投资人的压力，没砍Reality Labs（元宇宙住的那栋楼）一分钱。

人们一再低估他——太脆弱、太会抄、太无能；低估他核心基本盘和优势来源的耐久；低估他个人权力的不可撼动；低估他对过去的冷酷无情；低估他求生的绝望；低估他忍受嘲笑和报复、磨也要磨赢的意志。这不仅同样适用于他的罗马精神图腾，也许更是理解他怎么打AI这场仗的更好方式。

Llama 4之后的那十一个星期

他落后于Anthropic和OpenAI的今天，人们容易忘记：2024年之前，扎克伯格在AI前沿附近徘徊了十多年。早到2006年，脸书就是机器学习的高手，用它驱动信息流、精准广告和人脸识别。2013年，收购DeepMind失败（被谷歌买走）后，扎克伯格招来未来的图灵奖得主、传奇AI研究者杨立昆，创办脸书AI研究院（FAIR），此后11年成了世界顶尖的企业研究院之一。FAIR产出了计算机视觉、语音、自监督学习方面的重量级工作，还有PyTorch——现代AI最重要的深度学习框架之一。

到2024年，Meta的Llama 3.1模型表现和OpenAI、Anthropic、谷歌的最新模型大体相当；不同的是，Llama是"开放权重"（底层文件免费下载、随便改）。2025年3月，Llama下载破10亿，攒出庞大的开发者生态。那短暂而珍贵的时刻，扎克伯格似乎造出了比聊天机器人更有价值的东西：AI界的Linux——他在宣言里这么说，别人都在上面盖楼的地基，而地基的钥匙在他手里。看着像条能守住的地道。

然后，在扎克伯格看来，它塌了。2025年4月发布的Llama 4被群嘲：过度炒作、名不副实，靠刷各种评测基准撑门面，掩盖了它真正的技术进展。考虑到这行的躁郁体质——除了某一家，所有大实验室永远"落后"于前沿，赢家每三到六个月换一拨——Llama 4更像一次可逆的大挫折，而非灾难。要是扎克伯格咬咬牙接着做Llama 5，用户、投资人、员工都不太可能造反。

问题是到2025年，扎克伯格看明白了：在AI这行，过去赢过的履历有复利，"当前没赢"在任何一个季度都可能是不可逆的灾难。原因之一，AI实验室用最新的模型训练下一个模型，而他的最新模型不够好。更重要的是，FAIR过去12年只是公司众多大部门之一——那段时间他还在忙元宇宙。但现在他看清楚了：AI不是众多地道中的一条，它是事件视界；像当年差点错过移动端、差点被TikTok偷家一样错过它，帝国会慢慢地、非常慢慢地，归于虚无。

于是Llama 4发布后的第一次董事会，他宣布改朝换代。接下来的11个星期，展示了一个不可罢免的帝国元首、手握星系级资源的纯粹权力。他把FAIR并进新组织Meta Superintelligence Labs（MSL），把顶级AI人才的薪酬市场一夜重置到人均几亿到几十亿美元。他花143亿美元入股Scale AI，把创始人亚历山大·王扶上Meta AI负责人。他招来ChatGPT联创盛家钊、前GitHub CEO纳特·弗里德曼、Safe Superintelligence联创丹尼尔·格罗斯，还从OpenAI、Anthropic、谷歌DeepMind挖了几十个叛逃者。他从老组织里裁掉几百人，杨立昆不久后离开。一个季度内，MSL开张了。

换句话说，Llama 4发布不到三个月，扎克伯格扔掉了过去十多年的AI班底和战略，换了新领导、新首席科学家、新核心研究员，还宣布了几千亿美元的新资本开支。2026年4月，MSL发布首个闭源权重模型Muse Spark，通过脸书、Instagram、WhatsApp和Meta AI应用（驱动眼镜的那个）推出。外界说这是扎克伯格谨慎回归AI，但还没回到前沿。

6月我拿到演示版时，预言"这次他终于完了"的声音已经过剩。典型的傲慢：以为能像抄社交产品一样抄真正的AI实验室，以为砸钱就能赢。他不懂AI研究不是社交媒体或产品开发，它是科学，是自下而上的；他像对FAIR那样微观管理、逼下属摸到前沿会失败；他不懂砸钱、施压、定死线解决不了他搞不定的研究问题；他不懂下属拦不住他做错误决定，而Meta负担得起的训练次数就那么几次，一次错就永远掉队；他不懂AI不会商品化，Meta从没拥有过最好的模型，所以永远不会有；他也不懂AI会商品化，所以这会像一战，烧掉无数的钱和血，什么优势也捞不着。正面他的对手赢，反面他输。

从这个视角看，自6月以来Muse Spark超过谷歌Gemini、把Meta送回前沿集团，根本不重要。Muse正式发布后被捧为可能是市面上最好的消费级AI智能体、对代号"西瓜"的新模型期望越来越高，也不重要。他今年新增几十亿债务、砸最高1450亿美元（包括四个1吉瓦以上的数据中心，其中一个规划扩到5吉瓦），也不重要。他在新宣言《未来属于每个人》里把Meta定位得比末日论的对手们更开放、更乐观、更赋能普通人，也不重要。要么他押错了，元宇宙重演；要么他来晚了，已经输了。

我自认没本事评判这些，于是离开Meta总部，在采访扎克伯格前又在帕洛阿托和旧金山泡了几天，找了些MSL的竞争对手和投资人做背景访谈。很多人津津乐道MSL组织的"一团糟"、那里的人"为钱不为信仰"、扎克伯格是个做无聊解闷应用和精准广告的、不是造神级智能或奇点的。

他们说的很多我倾向于同情，但也烦得想把他们塞进储物柜。我不是第一个受不了他们那种弥赛亚情结、对普通消费者的蔑视，以及否认自己也是贪婪资本家的，但我好像是第一个请他们为"扎克伯格赢了"这个结局做反方论证的。结果出奇地简单：

AI根本不是上帝。它就是做数学、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小部分问题，除此之外，有用、酷炫，仅此而已。Anthropic、某种程度上OpenAI，永远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扎克伯格接受得了。他没花十年把公司比作曼哈顿计划，所以他不介意把AI前沿推向帮人订机票、订餐厅、修照片。他会用AI把服务用户的成本打到零，用更好的广告把收入打上去。他会用广告生意的现金——以及Anthropic和OpenAI得花钱租的数据中心、芯片和其他基础设施，而他自己拥有——在价格上卷死他们。他AI的潜在装机量是36亿人，这些人不在乎模型比前沿落后六个月。

如果AI商品化，Anthropic和OpenAI归零，价值流向Meta已经统治的互补环节：分发、注意力、个性化、商业。如果不商品化，至少他不再像被苹果卡脖子那样当对手的囚徒，他只要保持在前沿六个月以内就行——他已经很接近了。正面他赢，反面他赢。

你觉得这种结局有可能吗？我问。"有，"我把他们的回答意译一下。你觉得这就是他的赌注吗？"大概。"你敢赌他输吗？"大概不敢。"什么时候能见分晓？很慢，然后一下。

"说实话，我以前在Meta干过，"一家竞争实验室的研究员跟我说，"他们问题一堆，能翻车的方式有无数种。但马克是个终结者。他其实不是混蛋，这点有意思。他也不是个讨厌鬼。但他的优势来源是他永远不爽。他就是不停。"

"外界觉得我们这行（科技和AI）的人都挺'豆芽菜'的。但你其实得相当硬、相当有攻击性，就那种经典的雄性方式，"他说，"而马克还是那个头狼。我可不希望我们跟他正面竞争。"

索金的两部电影

我在洛杉矶的家里等电话，采访因夏天的坏新闻被推迟了。门铃响，开门是热尼亚——永远不告诉你什么时候出现。他两颊各亲一下，不进来喝一杯，把包裹塞给我，走了。

2009年我在圣彼得堡住时跟热尼亚成了密友，他自称不到一米九大概在撒谎（出于对他多疑的尊重，我改了他的名字）。十多年后他为躲兵役离开俄罗斯，在洛杉矶摇身一变成了好莱坞掮客，当时我当是笑话。但我求他办的三件事，他全超额办成了：一次我要《芭比》首映票，他给了两张；一次我要卡梅隆·安东尼的邮箱，他给了电话；还有一次，6月，我问他能不能搞到《社交清算》（The Social Reckoning）的早期版本——艾伦·索金关于扎克伯格的第二部电影，10月才上映。

早场混不进去，他说，但剧本能搞到。条件是必须当面看，看完还给他碎掉。我坚持说扎克伯格又控制不了全世界所有加密通讯软件，直接发我PDF就行，真是典型的美国式天真——热尼亚的多疑和慷慨都没得商量。于是我回厨房读剧本，顺便重看了《社交网络》。

2010年电影上映时，脸书全员包场跟扎克伯格一起看，他又慌又怕。那年他26岁，《白宫风云》和《七宗罪》的主创联手给他拍了部电影，配乐是九寸钉，改编自一本书——从被他2005年挤走的最受伤的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的视角讲脸书创立。更糟的是，影评还很好。

电影激励了一代大学生辍学创业，扎克伯格至今叫它"那部蠢电影"。艺术加工可以忍，他觉得，有些罪不可饶恕。电影的核心设定是：扎克伯格创办脸书不是因为"热爱创造"，而是出于阶级怨恨、社交排斥和情感受挫。电影首尾都是埃丽卡·奥尔布赖特——甩了他、不肯回头的女孩；中间是他想挤进哈佛白人精英俱乐部却被拒。于是他必须创办脸书，去接近她、报复他们。

现实里没有埃丽卡·奥尔布赖特；2004年创办脸书时，他已经在跟普莉希拉·陈约会，后来结了婚。现实里他也没被WASP拒绝，因为他根本没去挤他们的社交俱乐部——他是犹太兄弟会Alpha Epsilon Pi里受欢迎的啤酒豪饮者。据现有证据，他和联合创始人们做脸书，是因为他习惯连轴做新网站、新社交网络，根本不知道这个会走到哪儿。

2010年接受《纽约》杂志采访时，索金承认他的忠诚属于讲故事，不属于事实。但16年后再看，这部电影是先知般精准的投射。弥漫全片的阶级怨恨不是扎克伯格的，是索金的——他早在2010年就敏锐地看懂了：社交媒体正在着手摧毁他赖以立身的传统媒体，所以它一定是出于 venal loser 的动机。《社交网络》不仅是部优秀的虚构作品，更是美国文化史转折点上戏剧小孩和科技兄弟的终极碰撞：前者用后者的新富新贵复仇，让公众永远把社交与性羞辱当成它的原始动机。

扎克伯格一辈子没甩掉这部电影，因为它只是漫长滑向真正全民唾弃的开始。电影上映同年，他在台上接受卡拉·斯威舍采访时有了"尼克松时刻"——有公开演讲焦虑的他汗透帽衫、语无伦次。2011年，脸书先被记上阿拉伯之春的功，又被归咎于暴力镇压。2012年，共和党抱怨脸书帮奥巴马连任，奥巴马竞选团队还公开吹嘘自己多会用平台的精准广告。

2016年特朗普当选后，民主党三大派系——奥巴马政府、希拉里竞选团队、《纽约时报》——的内战以共识收场：不怪造出特朗普的奥巴马，不怪竞选无能的希拉里，不怪对邮件门连篇累牍大喘气式报道的《纽约时报》，怪扎克伯格，怪他放任"虚假信息"和"俄罗斯干预"给选民洗脑。仿佛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以前不可能发生，仿佛没有脸书和WhatsApp就找不到别的通讯系统用。2016年之后，他又被指控没能阻止应用被用来在印度、斯里兰卡、缅甸、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煽动种族灭绝、种族清洗和教派骚乱。

2020年，共和党怪"扎克伯格美元"（他和陈为疫情期投票捐的4亿美元选举管理费）让拜登当选。2021年，拜登指控脸书"杀人"——坚持给疫苗怀疑论者第一修正案权利（后来撤回了），白宫官员还公开威胁反垄断诉讼和230条款改革，逼扎克伯格审查更多类别的疫情和选举"误信息"，包括幽默和讽刺（这条没撤回）。扎克伯格向拜登政府的审查要求屈服了几项后，又被共和党 blamed 压制疫苗和实验室泄漏论的信息、把特朗普挡在权力之外。特朗普2024年连任，让八年前"没脸书的谎言他不可能赢"的说法成了笑话，Meta打输、和解了一波两党共同起诉，指控其故意伤害青少年用户， 最终在上个月以170亿美元和解收场。

“扎克伯格错乱综合征”的巅峰大概是剑桥分析丑闻，几百万人至今记得它是数字时代的原罪。故事是说：知情或至少失职的扎克伯格，任由一家英国政治咨询公司"收割"8700万毫不知情的脸书用户的隐私数据，喂进心理画像武器，给美国人洗脑选特朗普、给英国人洗脑投脱欧。结果是两天国会听证、一年多不间断的新闻、50亿美元FTC罚款、一部Netflix纪录片——尽管这故事几乎全是扯淡。

现实是：剑桥学者亚历山大·科根通过一个性格测试收集了不到30万脸书用户的数据，用的API正是奥巴马2012年竞选团队用过的、平台上开放多年的功能。科根把数据交给剑桥分析，违反了脸书条款。但数据本身基本是渣：姓名、生日、现居城市、点赞页面，拼出的"心理画像武器"预测选民行为，还不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选民档案。针对这桩丑闻的权威调查——数据保护机构史上最大规模——2020年10月由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ICO）结案，他们突袭了剑桥分析的办公室、查了服务器。报告结论：该公司的数据多是市售数据，主要被当成吹牛的营销道具。而且这些数据根本没用在脱欧公投里。至此——2020年美国大选前一个月——这桩丑闻也渐渐从美国媒体上消失了。

这不是说扎克伯格过去20年没犯过不可饶恕的罪。早年，他把用户标为私密的信息不打招呼公开；说不跟广告商共享用户数据，转头就共享；说合作伙伴看不到的数据，其实看得到。他年轻时对脸书系统性摧毁传统新闻媒体和其他信息守门人生意模式的那种兴高采烈，完全没掂量这场社会革命的后果。脸书也确实进了缅甸这样的市场，用户和公司都没准备好应对社交媒体突如其来的政治能量。

年轻的扎克伯格还干过丢份的事：2009年被赶出中国市场后，多年想杀回去，包括在桌上摆习近平的书、被拍到在天安门广场晨跑、据说还请中国国家主席给未出生的孩子起名（脸书否认了）。2016年后，在激进化员工和政府官员的压力下，他把Oculus创始人帕尔默·拉奇当政治祭品献了出去，一度背叛了自己对言论自由的根本承诺。脸书和Instagram上确实很多上瘾的垃圾内容，而他常常固执地不承认：用户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不等于他们获得的"价值"。

这也解释了8月的和解。TikTok和YouTube的青少年用户其实比Instagram多，Snap比脸书多得多。这些平台同样淹没在上瘾垃圾里，面临的"伤害儿童"诉讼却只有零头。如果扎克伯格想用监管俘获把对手锁在核心人群之外、巩固自己的地盘，他大可以游说政府、公开支持全国一刀切禁18岁以下用所有社交媒体——反正未成年用户对Meta广告机器的价值不如对对手的高。但这种精明的生意决策，需要他承认一个我们都逼他承认、他骨子里不信的点：社交媒体对孩子不好。于是他拒绝，和解。于是在比他更高的权威的祭坛上，他献祭，凡人却不买账。

于是比他的明显缺陷更值得问的是：为什么21世纪头号替罪羊偏偏一直是他。毕竟孩子们大多在别人的社交应用上。Meta收集和使用数据长河（计算机本来就是干这个的）并不孤独，脸书和Instagram是公开分享信息的平台，它也从不遮掩。政府施压删帖时，扎克伯格比推特和谷歌顶得久得多。苹果和特斯拉实际上遵守中国官方的指令，还从中获利，而脸书只是"探讨过愿意接受"。人人都知道，谎言、嫉妒、大规模谋杀在马克·扎克伯格之前就存在、就泛滥，就像它们在互联网、电视、广播、电报、邮政之前就存在一样。

也许答案就是这个简单到让人无法忍受的事实：新技术永远会被发明出来，坏掉的一直是我们——而这需要一个替罪羊。还有比他更好的吗？对几百万人来说，他是现代科技资本主义的一面丑陋镜子，也是历史和人性对“被技术完善”这种念头的抵抗。他同时被看作精明和天真、算计和走运、太有权和太懦弱。不像婴儿潮和X世代，他是同代唯一的万亿美元创始人，而千禧一代很掉价。他是犹太人，不酷，却对羞辱免疫。他一个人，就是极右民粹的负责人、左翼威权的负责人、新闻业之死的负责人、极化的负责人、政治宣传的负责人、政治审查的负责人、言论自由之险的负责人、人权侵犯的负责人、青少年抑郁的负责人、身材焦虑的负责人、男性孤独的负责人。他是终身皇帝。一句话：好欺负。

在《社交清算》的剧本里（前方可能有剧透），索金又用一个虚构女性角色首尾呼应。现实里，索金素材来源的吹哨人弗朗西丝·豪根，有个朋友在"网络论坛"上被阴谋论激进化，这促使豪根去社交媒体上做"误信息"审查，进而进了脸书。但电影里，这个朋友是被脸书激进化的进步女性——已经在脸书工作的豪根必须揭露这种不公。开场，朋友酒后在高速上对拦下查看的两名警察飙种族歧视脏话，还录下来博点击。电影中段我们得知：扎克伯格亲自操纵脸书算法，用种族 outrage 内容钓她这样的进步派，因为对生意好。

高潮戏——索金作品里的最佳场面——我们又见到了她：2021年1月6日，她在国会山踩踏一名黑人警察。

面对面

"有些事对他们来说像创伤，"被问到人生中的标志性时刻——不是作为公共事件，而是作为他自己的记忆——他跟我说，"刻进去了，不只是淡淡的一笔。"

"但怎么回望它们，我觉得让记忆活着的一部分原因是重访。因为这些是（公司）历史上的重要时刻，老被提起。我觉得我们历史上可能有些更微妙的重要事，只是不适合讲成故事，就慢慢被忘了，因为你不再提起。"

他从帕洛阿托客厅的后门进来，我坐在沙发上等。他又在椅子边上坐下，后背挺得笔直。这是我们在这儿的第二次谈话，第一次正式记录在案，也是我这个夏天第四次见他。可惊奇感还没褪。他本人和镜头前很不一样——长期共事的人反复跟我这么说过。他的眼睛有鱼尾纹，比照片里更清澈，我第一反应想起他是红绿色盲（蓝色是他看得最清楚的颜色，所以选了脸书的蓝）。他比我想的从容，但也更难跟上。他精力旺盛、待人亲切，又裹着情绪的甲胄。在他身上都成立，成了一种魅力——安静的、不动摇的信念，在备受骚扰却毫不怀疑的信徒身上，既可敬又恼人。被激着反思时，他看上去真心想关掉公司大脑，想磨平20年攒下的茧。可关不掉，磨不平。你几乎能看见他在脑子里翻词，确保每句话也符合公司使命，确保不让手下人难堪。

"早年我一公开露面，大家就说，哇你好机器人之类的。我就想，行吧，我讨厌这个，真烂。然后我特别没安全感，"他说，"当时这事也没那么关键，非得做好不可……但（当公众人物）对我是零正反馈甚至负反馈循环。我学到的是，我不需要干这个，干了也没啥用。算了，我就低头干活。"

公司早期就盈利、一直完全在他控制之下，他解释，这让他负担得起本能：屏蔽外界批评，专注于"我对内部凝聚力那种很深的需求"。"很多人可能比我更在乎公众看法，"他说，"但我对团队凝聚力的在乎可能超过大多数人，所以它在我这儿分量更重。凝聚力弱的时候，我大概比别人更焦虑……我在世上的主要工具就是坐下来、组个团队、长期有条不紊地把一件事越做越好。这过程不性感。但根本上，因为这个架构——我不用融资，不用一路上说服很多人。"

他拿山姆·奥特曼和埃隆·马斯克对比：两人的公司早期都烧钱、不盈利，有段时间得靠"造梗"活着。"问题是，这种处境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们，又在多大程度上只是筛选出了他们？"他琢磨，"我觉得两种都有：干这事建立了他们的自信，也练出了（当公众人物）的技能，但他们本来就有这方面的根本技能。""他们大概也更喜欢这个，"他继续，"我觉得有些人深层需要被不认识的人喜欢，我没这个需求。也许这是劣势，因为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不认识你的人怎么看你，确实重要。但这事太难了，你只会为了做到顶尖而拼命，前提是你心理上需要它。我不需要，他们可能需要。"

我指出马斯克公开演讲不算好，但他完全做自己，这让他自由——扎克伯格没有这种自由。马斯克无底线的缺点全摆在面上，所以几百万人恨他入骨，也有几百万人觉得自己是他梦想的股东。而扎克伯格好欺负，马斯克的毫不遮掩反而让他难打。不知怎地就合理了：马斯克是造火箭逃离地球的人，而扎克伯格这个把几十亿人连进自我表达之网的人，身上总有种违和。

"我觉得有个动态是：你在为谁建造？"他说，"我，我想为世界上几乎每个人造东西。所以有种谦卑和在意，你想服务这么多人，就不想随便无视一半人的观点。除非我觉得某件事重要到非说不可，否则去疏远一堆人，跟我想做的事的利益是对不上的。而埃隆，或者其他一些人，服务的人群小一些，或者就是在造核心技术，那他说什么就没那么重要。"

被问到2016年掀起、至今未退的仇恨海啸，他画了四个同心圆。第一层是对硅谷和科技亿万富翁更大的敌意——他说，问他们拿得多还是回馈得多，天经地义。第二层是精英政治联盟在选举失利后拒绝内省，转而怪罪另一个行业。第三层是社交媒体本身的性质——定义上就邀请人们追问隐私和公开分享。第四层是他希望当初处理得不一样的地方。

"那是我从没见过的局面，我不知道怎么分析，"他说，"但现实是，这更多是政治问题，不是公司问题，物理规律不一样。我们越揽责，人们越觉得，'哦，那我们就怪他们吧，他们会认的。'后来慢慢明白了，不行，我们得反击。这不会受欢迎，因为这些事关重大。如果有人用我们的服务遇到困难，我的第一本能是，好，我们怎么帮？而不是'我们怎么论证他们该多担点责？'但我觉得今天的社会，需要多一点后者。"

被问到2020年前后政府的施压，"政府想为难一个人或一家公司，是可以的，"他说，"理论上你希望政府各分支公正无私……但实际上你会看到，白宫跟你说想审查某些东西，你顶回去，这是你的权利，美国有第一修正案，我们该受保护。但突然你就被政府各路人马调查。这不对。"

"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做认为对的事，短期内吃点苦头。但平衡很难，因为总体上我们是爱国的，我的默认立场是想跟美国政府——不管谁执政——保持良好关系，我们是美国公司，希望美国好。我刚起步时，没想到主要工作之一会是跟政府打架。我不想把精力花在这上面，也不觉得这有多大产出。我是来造东西、用这种方式塑造世界的，不是来当反政府活动家的。但你就是会陷入这种局面，或多或少躲不掉。"

看得出采访让他累，他不喜欢干这个。他时不时停下来，怀疑自己某处没讲清楚。他有时似乎有些无奈：世界为什么不能把他对"造东西""赋能"的热情当面值接受；又隐约知道不可能。过去十年那些病毒梗——他只是坐着、说话、走路、喝水，就被编成段子和"他是蜥蜴人"的阴谋论——他倒有幽默感，可那份好脾气里有种让人心酸的东西。我想，处在他这个位置的人，还可能有真正的朋友吗？我想，他为什么允许我这样闯入、这样端详他？他还在乎被理解吗？权力几十年可能还在前面，他开始想"legacy"这种事了吗？我不指望问出不加修饰的答案，换了个迂回的问法，问历史。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被看作挺残酷的，"他说起奥古斯都，"但对我来说，他最重要的贡献基本是教会社会：你不必永远打仗。在奥古斯都之前，和平的定义是敌人被暂时压住、你下次再去打服他们之间的那段时间。也许大尺度上看有点道理。但他得重构经济，不再养庞大的常备军，而是让人相信可以造东西，相信贸易经济而不是掠夺经济是正和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

"他们也确实得不断扩张帝国，"他不忘补充——奥古斯都毕竟靠垄断武力和终结政治自由实现和平，"这些作为理论都成立，但后来的统治者没那么坚定，或者不可持续。但我觉得那是非常重要的贡献。部分原因是奥古斯都这事特别触动我。是这种演化：你不再用肉体去伤害人。每个人都有一套权利，但可以有思想上的交锋和辩论，推动世界前进，净收益大得多，代价小得多，人们不用真的上战场互相残杀。"

"回头看历史有意思，"他收尾，"因为好像那本来是显而易见、人人都该懂的。不，不是。是需要领导力和勇气的举动，需要一个人——所有人都觉得他大概错了——但他说，不，我们就该这么干。"

最后一晚：塔霍湖的安息日晚餐

最后一次去塔霍湖的家，我从外面走进厨房，主动说帮忙。没指望被当真，但普莉希拉·陈递给我两大盘烤三文鱼——16个人的晚餐，交给我端过自动关的纱门。我怕洒怕摔，小心翼翼蹭过门，头还撞了盏金属谷仓灯。扎克伯格、三个孩子、他的两个姐妹和她们的家庭，还有亲戚朋友，都站在湖边草坪上回头看我。我说我没事，把三文鱼安全送上自助餐桌——桌上有安息日蜡烛、圣餐杯和一条辫子面包。

扎克伯格一家点蜡烛、念祷告，然后大家在夏夜的微风里懒懒地吃。计划着下半夜：甜点后扎克伯格带姐姐和外甥去桨板，再哄 baby 睡觉，然后是每周传统的知识竞赛，分组已经分好。晚餐大半时间，扎克伯格的一个女儿在草地上踱步看平装书——她跟自己约定天黑前读完，不想被食物分心。陈端出蓝莓酥之前，孩子们尖叫着从水上蹦床跳进湖里。

我偷看扎克伯格，他放松，笑得自然；不像别处，那不是一张被镣铐锁住或被困住的脸。我想起他讲奥古斯都的那番话。其中有种辛酸：他的解读和记忆不自觉地合谋，替他认的祖先减轻那份历史包袱，把他写成有血有肉的人。我想，我会不会也对他动同样的心思。

"来，我给你看个东西，"陈拿着笔记本电脑跟我说。我们进屋坐上沙发。她打开电脑，给我看女儿的一个 Google Docs 和 Replit 账号。"她挺受限的，妈妈不让她做能上网的东西，"陈说，"比如她想做个约会网站，不行。但我想给你看看她做的东西。"

我们看。有她写的小说，一场美人鱼的幻梦。有博客"每日疯狂"，写更多美人鱼故事，还有篇《月亮下的月光》书评。有AI生成的励志主题曲，战胜恐惧。有播客，最新一期叫"浪漫合适吗？"。有有声书馆，她朗读自己喜欢的书。有 GeoCities 风格的网站、FarmVille 风格的游戏，好几个她用AI随手搭出来的应用，包括一个聊天应用。有商业计划书，讲怎么营销、怎么卖。

"马克让她们在电脑上做东西吗？"陈合上电脑，我问。

"不太，"她说，"他没让她做这些。"

"是她想学爸爸吗？"我问。

"不是，"她说，"全是她自己。"

"太可爱了，"我说，"但你为什么给我看这个？"

"我认识马克23年了，"她说，"大概第18、19年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们累不累？能收手吗？我累了，你也累了。这段漫长的硬仗打过来了，熬过艰难的一章了。收了吧，人生该有别的篇章。'"

"他说不。他说，'不，这就是我。我爱这个。我当初不是要创办一家公司，我就是爱造东西。我爱待在Meta，因为我还能创造。'"

"女儿大一点之前，我没懂，"陈敲着笔记本电脑，"现在看她，我懂了。她就是有种天生的、想造东西的欲望，不是我们教的，自己长出来的。她把东西带到这个世上，特别开心。你要拿走这些，就像砍她的手臂。"

"直到那时我才明白：我的天，这就是马克。23年，我现在懂了。"

"你拿不走这个。拿走了，他就不是他了。"